这一年来，水稻上山运动在各地搞的是轰轰烈烈，如火如荼。其实所谓水稻上山，不过是旧瓶装新酒，是修梯田种水稻换个说法而已。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不知怎么突然就流行了起来，很多地方竞相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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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先宣传水稻上山概念的朱姓院士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是这样讲的：水稻上山，很受农民欢迎，今年，云南推广了50万亩，我们村推广了405亩，最高亩产788公斤，最低634公斤，总产28万公斤，我们村277人，人均1000公斤，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里。
朱院士名头大，是典型，曾被评为“时代楷模”，他这么一说，自然有人捧场。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官媒和自媒体从各方面论证水稻上山是多么科学，多么有意义。然后从云南到其他地方，为了实现水稻上山，各种大手笔就隆重上演了。
原来大山上郁郁葱葱的植被全部连根挖掉，推土机出场推成一片片台阶状梯田。这其间投入多少成本，毁了多少林木，估计就是一本烂账。
结果呢，2023年入夏，在暴雨洗礼下，为实现水稻上山而突击建设的所谓高质量农田，一下子被冲刷得百孔千疮，惨不忍睹。泥石流所到之处，一片狼籍，梯田荡然无存。事实证明，这就是一场闹剧，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。
梯田种植水稻需要具备特定的土地和水资源条件。土层厚度要深还要比较肥沃，底层土壤要有强粘性，这样才能够蓄留雨水。山坡灌溉供水不便，更多依赖天然水源，因此需要当地有充足的降雨量。只有少数地方能满足上述条件，根本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照抄的。
同时，水稻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，梯田种植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投入。在平原地区可以利用机械设备进行种植和收割，节省人工成本。但在坡地上却很难实施机械化作业，必须依赖人工劳动，这无疑会给农民增加巨大的人工和成本负担。
修梯田，从来都是因为平原耕地不足，为解决人口吃饭压力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。如果操作方法不当，只能事倍功半，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。几十年前，在“以粮为纲”的错误方针指引下，全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“学大寨”修梯田，不充分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，一味蛮干，最终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夸耀的成绩，得不偿失。现在，在平原地带都有大量农田抛荒的情况下，不思如何对平原荒地进行有效利用，反而舍本求末去推广什么“水稻上山”，何其荒唐。
提出这个口号，首先是一种投机献媚行为。这几年国际形势复杂，西方和中国在不少问题上立场分歧，有人担心未来中国会因为遭遇粮食危机导致政局不稳。有心人就迎合上意，拿粮食安全问题做文章，一味强调什么“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”。
问题是存在的，但解决方法却完全是错误的。以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，主食产量之所以够用，是因为有大量副食补充。尤其是大豆进口，解决了油料和饲料供应，饲料又转化为肉食。如果没有食用油和肉食补充，人对主食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，全国的耕地就算都种上粮食可能都不够吃。我们是通过加入到国际市场中参与商品交换，才实现了不光能吃饱，还吃得好。想脱离国际市场搞自给自足，最终既吃不好，也吃不饱。至于有人担心的粮食危机，只要不是全球范围的气候剧变导致农产品产量暴跌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现代文明社会已经不再支持把粮食当做武器打击对手，即使是敌对国家，也不会限制他国进口粮食造成人道主义危机。只要不自己闭关锁国，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是开放进口的。
所以中国真正应该做的，是如何进一步履行入世承诺，改善国际关系，从而更加深度开放。而不是总害怕被别人制裁，时刻高喊“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”这种口号，实则于国于民都没有任何好处。
这一口号，又被地方政府所利用。不少山区的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，把县城附近小平原的耕地都用来开发房地产了。但国家的耕地面积红线需要保持，为了达成“占补平衡”的目标，就打着“水稻上山”的名义，把山坡地开垦成所谓高质量农田。
而很多地方的农民其实早就被集中安置，脱离了山区，“水稻上山”的新建梯田并不是农民开垦的，也不是农民来耕种的，往往是地方政府通过招投标寻找第三方公司来完成。他们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根本不顾基本的农业常识，只要达成了建造面积指标，就可以拿走工程款。只要有名义，上了项目，就能申请到款项，就能创造GDP，承包商和关联方都立刻能从中获利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至于项目本身的效益如何，那是后人的事，与我何干。
这场献媚和骗财合谋的闹剧，一年来搞得好些地方鸡飞狗跳乃至天怒人怨。明明都是些违反基本常识的荒唐事，却一直得不到有效制止，直至惊动了自然资源部。自然资源部终于在6月14日出台了一份很有针对性的文件，特别指出“禁止在25度以上陡坡地、重要水源地15度以上坡地开垦耕地。对于坡度大于15度的区域，原则上不得新立项实施补充耕地项目”，总算是否定了“水稻上山”这种天方夜谭式笑话。虽然文件姗姗来迟，对于深受其害的绿水青山，好歹也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。
然而在这一轮水稻上山，退林还耕运动中，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，造成了多大的损失，总得有个统计吧，总得确定下责任人吧？如果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过去了，难保下次不会又改头换面上演新的闹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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